近日，韩国《每日经济》周报（2025.7.9-15）发表封面主题《中国，已经不再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了》系列文章。中心主任贡森教授接受专访，就中国数字化转型、技术治理以及区域发展差距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介绍了中国在公共服务、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与挑战。他指出，中国在数字化发展领域成效显著，数字化红利正在推动社会进步，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必须正视地区发展差距、数据治理体系建构和技术伦理规范建构等深层次问题。
以下摘取采访相关内容。
编者按：贡森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领域的专家，长期研究中国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政策。他与政府和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分析技术与制度共同演进的中国发展模式。本次采访中，我们向贡森教授了解了中国技术创新战略与社会改革方向。
《每日经济》：中国的“技术崛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贡森：与其用“技术崛起”，不如说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当然，由于过去几年美国在高科技上“卡脖子”，促进了中国高科技成果在短期内迸发。但这整体是在四十多年来中国持续推动自身科技发展以及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中国在公共服务、医疗、就业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成为缓解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
《每日经济》：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治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贡森：第一，民众日常生活中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升。比如互联网健康平台正在缩小地区医疗服务的差距。第二，城市治理的效率和安全性得到改善。例如，杭州通过构建智能安全网，十年间犯罪事件减少55%；上海的智能交通系统使拥堵时段缩短了15-20分钟。第三，在电商、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创新也正在不断推进和重塑产业发展方式。
《每日经济》：中国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模式，与西方有哪些不同？
贡森：中国高质量社会发展是由理念、制度与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与做法确实与西方有不同之处，但在原理上也有相同之处。比如，在满足公众安全需求方面，中国优先发展社会治安，西方福利国家优先发展社会保障。不过，双方都以公民让渡部分隐私权而实现安全需求，中国公民是以个人出行信息换取良好的社会治安，福利国家是以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换取社会保障。又如，在满足发展需求方面，中国侧重硬性资本即基础设施建设，西方国家侧重软性基础设施即人力资本建设。中国通过优先投资道路等基础设施，侧重发展机会的增加，创造发展机会。
《每日经济》：中国是如何应对数字鸿沟的？
贡森：中国以保护弱势群体和均衡发展为目标采取措施。例如，为了保护老年人和文盲等群体，中国仍在运营现金支付和线下服务窗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力推进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截至2024年，农村宽带接入用户达2亿户，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升至67.4%。在教育领域，通过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向农村和薄弱学校输送优质资源，并培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如通过“三个课堂”政策（城市教师通过远程教育帮扶农村学生的政策），已提供超1000万次远程课程，惠及广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帮助不同群体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等多样化就业需求，加强数字技能培训，2024年为超1400万人提供补贴性职业培训，全国就业人员的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占比提升至约68%。
《每日经济》：中国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中长期课题有哪些？
贡森：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在AI公共服务和数字福利平台建设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凭借充足的资源和人才基础，在AI医疗、智能交通、数字政务等领域发展迅速；相反，中西部地区因专业人才和资金支持的不足，发展明显滞后。此外，政策协同性也是一大难题。科技驱动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政策目标和执行方式存在差异。
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缩小地区间在研发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2024年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64%至68%，说明中西部与东部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是当前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的政策倾斜，加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吸引人才流入，并推动产业转移。第二，公众信任和支持同样重要。需要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和技术伦理体系。比如中国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已制定基因编辑研究的指导原则，以保障技术发展的安全性。第三，构建和完善数据治理体系。需要建立清晰的数据权属、使用规则与保护标准，并通过地区性试点项目，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保障个人和企业数据权益。另外，需要出台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场合应用的基本规范，保护员工的正当权益。
采访原文参见《每日经济》
https://n.news.naver.com/mnews/article/024/0000098342?sid=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