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亚洲发展论坛 | 数智转型：分享实践经验 建立观测框架

“亚洲是最开放的经济体，过去40年亚洲是发展最快，也是发展最稳定的区域。”关于亚洲的集体崛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亚洲是开放的，我们彼此互相开放，并且对西方开放”。他强调，“我们在拥抱的同时，不要放弃亚洲价值观。尽管亚洲价值观是开放和包容的，但保持自己的价值观也同样重要。”

面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状，郑永年进一步指出，未来亚洲发展有三件事情一定要避免：第一是不要“被取代”，这种取代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第二是不要“被殖民”，西方主导的“喂料”会导致很多国家丧失信息与思想的主权，最终被“思想殖民”；第三是不要“被欺骗”，AI正在动摇人类文明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根基，我们要警惕“DeepFake”成为主流。

“我们正处在一个由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驱动的伟大时代，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必须面向未来，培养能够驾驭和引领这场变革的人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杨国华在致辞中指出，要通过跨学科融合来应对数字化社会的复杂挑战，将数字化的概念渗透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学院架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校园文化的每个环节。他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深刻认识到数智转型是各国、各行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这场变革蕴藏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本届论坛是很好的起点，期待未来共同书写数智时代合作发展的新篇章。

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在致辞中指出，如今亚洲正站在数字时代的潮头，面临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数字与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治理逻辑。如何在共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包容、普惠、可持续的智能未来，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向未来，亚洲需要建立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模式，以及新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不仅需要分享各国的成功实践，更要从中提炼出更为系统化的理论和评估体系，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和指引。”他强调，亚洲不再只是追赶者，更要成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范式的主动创造者，“一个更加联动、智能、繁荣的亚洲新时代正等待我们共同书写”。

本次论坛共设三大议题。首场议题围绕“国别创新合作”展开，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国际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司中国司副司长吕尚原主持。该议题探讨了亚洲地区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而深入分析了其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贡森以集中涌现的“杭州六小龙”等人工智能企业为例作主旨报告，他从两大理论框架——技术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来解析杭州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异军突起的原因。“杭州的成功不仅在于企业、高校和政府等参与者的强大能力以及参与者内外部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区域自主性以及合作和敢为人先的区域文化。在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AI相关信息和知识有组织扩散、人才培养等方面，地方政府、阿里巴巴和浙江大学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精神把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变成一个集群，是群体的力量，把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变成相对确定性的活动，从而提高了区域创新活力”。

关于内外部关系，贡森表示，“在央地关系方面，既有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自主发挥，也有地方的首创精神；在政企关系方面，浙江和杭州市政府整体上采取了放手型管理模式，基本做到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关于区域的政策自主权，他进一步指出，浙江早在2003年便提出“数字浙江”战略，比“数字中国”战略早了近20年；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几乎同步发布。

“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科技力量，其深度融入商业的速度前所未有。”新加坡好利成智库首席专家、新加坡浙江商会前会长李国生分享了新加坡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与成果。他指出，人工智能在新加坡中小企业中的应用率增长显著，在大型企业中同样有所突破。此外，他还表示，新加坡在量子计算、数据中心行业发展、通信基础设施、国家数智战略和政策、企业数智化转型、数字工具转型等层面，同样成果斐然。他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来传达对行业转型和国际合作的看法，“这不应该是一艘独家训练的大船，而应该是一艘共襄盛举的大船”。

议题一的圆桌讨论环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中国信息协会数字治理专委会副会长张楠结合对老挝、印尼及中国多地的研究，指出亚洲国家数智化转型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可依托自身特点找到数智化转型定位。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副校长Luu Van Quyet表示，越南正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强调“以人为中心、以数据为基础、以科技为工具”的核心理念，重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与教育三大支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专委会副主任梅丽鹏分析了中国几大人工智能平台发展状态，并进一步指出，中国AI平台在2025年呈现出深度推理、多模态融合以及成本优势，以政策驱动和开源协作为特点，在豆包、DeepSeek等大模型的带动下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缅甸交通运输部信息科技与网络安全司助理司长Myo Me Me指出，缅甸正通过数字路线图加速其数字转型，重点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政务、网络安全和数字能力建设四大领域发力，以提高服务效率，并推动在线注册、电子支付等服务普及。泰国国家科技发展署下属国家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中心、高级分析师Rosarin Akanit表示，泰国通过部署“泰国4.0”政策加速数字化转型，聚焦自动化、数字化、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以高价值驱动经济增长。

议题二以“跨国共同议题”为核心，由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教授李扣庆主持。该议题深入探讨了亚洲各国在数智化转型浪潮中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合作路径，尤其关注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困境，旨在凝聚区域共识，为应对普遍性难题寻找定制化方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首席统计师张砚春分享了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洞见。她通过一项覆盖全球超六成人口的调查数据指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与应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尽管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关于心理健康与社会公平的隐忧，但它在增强人类创造力方面潜力巨大。“我们无法预测AI的未来，但我们相信使用AI始终是人类的一种选择。”她呼吁，各国应以建设性的互补方法塑造未来，推行有目的性的创新，并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本，从而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发展影响局宏观经济研究处主任经济学家田澍指出，快速的数字进步为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但她同时警示，“如果没有谨慎的管理，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破坏可持续性。”她通过详实的数据与案例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在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女性创业及改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五大积极路径。田澍强调，面对数字鸿沟、网络安全、环境影响等共同挑战，公共政策的干预至关重要，各国需根据自身国情制定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政策组合，以实现繁荣、包容、有弹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荣鹰深入剖析了南亚地区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特殊挑战。他认为，南亚地区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政策监管等方面存在劣势，但这些挑战同样可以转化为机遇。他强调，中国与南亚的合作能够为该区域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大动力，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中国-尼泊尔跨境数据通道”、发展创新性金融合作工具以及共建智能城市等合作构想。他表示，“我们正在拥抱一个数字转型的时代，需要不断地发挥它的有益之处，并且有效地管控它的缺点，让挑战变为重大的发展机遇。”

在议题二的圆桌讨论环节，多位专家分享了各自国家与区域的洞见。印度尼西亚大学研究生项目主任Eko Sakapurnama介绍了印尼旨在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2045愿景”，并分享了该国通过“Palapa项目”和数字支付系统应对数字鸿沟的实践，同时也指出了网络安全与AI伦理治理的紧迫性。老挝科技与通信部智能技术应用研究院技术研究与通信处处长Vinida Sengtianthr阐述了老挝如何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机制，将地理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力。湄公学院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处处长刘国华分析了湄公次区域各国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不平衡现状，指出旅游业与智慧农业是该区域的巨大机遇，并呼吁通过区域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培训处处长Ilhom Abduvlloev作为中亚地区的代表，介绍了该区域国家在人工智能战略上的追赶步伐，并强调了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伦理治理框架与保障劳工福祉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林业与环境学院高级讲师、研究员Aimi Fadzirul bin Kamarubahrin则以林业部门为例，提供了独特的行业视角，深入剖析了在复杂的管辖权、高昂的成本及社会接受度等多重因素下，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深刻挑战。

论坛第三个议题聚焦于“亚洲数智转型观测框架”的构建，旨在通过数据共享与集体智慧，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导航。该议题由亚洲开发银行总裁办公室原特别顾问姚先斌主持。

“当前亚洲各国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上目标一致，但方法各异，面临诸多挑战，需通过集体努力建立联合观察框架。”姚先斌详细介绍了“亚洲区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观察站”（ARDIO）的项目概念文件。他指出，观察站旨在通过生成兼具可比性与政策参考价值的证据，监测并支持亚洲在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型进程。他强调，建立区域性观察站能够更好地反映亚洲的多样性，制定贴合区域实际的可比指标，揭示跨境溢出效应，并促进各国间的经验学习与数据资源共享。

议题三的圆桌讨论环节汇集了来自国际组织、学界与业界的多元声音，各位专家围绕观察站的价值、指标构建及未来参与方式分享了深刻见解。印度尼西亚Santosha.id首席执行官Noorchita Mawardi通过印尼在数字医疗领域的生动案例，展示了技术创新如何有效弥合基础设施差距，为民众提供普惠的医疗服务；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永佳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强调了观测站对于监测人工智能潜在负面影响（如加剧不平等、文化殖民等）的关键作用，并呼吁在技术发展中维护亚洲的文化价值观；湄公学院可持续能源与环境处处长刘国华则指出，及时的数据共享对决策至关重要，并建议建立一个官方支持的数据分享框架，以确保观测站能获得高质量数据，从而有效服务于区域发展；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副校长Luu Van Quyet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适应的过程，高校应在构建数字伦理、共享技术与建设本地研究能力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腾讯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翟永平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表示乐观，他认为亚洲丰富的语言和文化数据是训练更具包容性AI模型的宝贵资源，同时呼吁观测站密切关注AI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问题；涂鸦智能科技副总裁刘帆从行业引领者的角度表达了对观测站的迫切期待，希望其能提供客观的行业趋势指引，帮助企业在没有先例可循的AI时代，以战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亚洲数智转型观测站”项目概念文件的正式发布，并为未来合作凝聚了共识。贡森教授作为代表宣布，基于两天会议的深入讨论，观测站的实施框架将以国别定量评估报告为理想目标，积极寻求政府支持，纳入政府间合作框架。同时，近期将对实施框架进行优化调整，以确保现实可行性。他指出，考虑到国家间政治互信欠缺和相关统计口径差异，观测站初期将重点关注各国人工智能应用案例研究，主要推进两项任务：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手段，选择人工智能在卫生、教育、能源、农业等优先领域的实践探索案例；二是通过当地专家和领域专家验证应用试点的成效，辨别成功案例背后的原因，分析复制推广的障碍。他呼吁与会专家学者能成为连接观测站与各国本地资源的“桥梁”，共同推动这一合作创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袁冉东作会议总结与闭幕致辞。他表示，这场为期两天的思想盛宴实现了从概念到经验、从挑战到合作的深入对话，并强调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人性、治理和共同进步”。他将亚洲的多样性视为一种优势，是探索不同发展路径的“活生生的实验室”。他强调，成功的数智转型必须遵循包容性、伦理性、可持续性与协作性四大原则。“未来的定义不是由机器，而是由人去建造、去引导、去界定。”

论坛期间还同步进行了深圳数智化企业的现场考察活动。嘉宾们先后走进腾讯、低空经济标杆企业多翼创新科技，以及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通过参访调研，深入了解和梳理各企业在引导“人工智能+应用”向善向上发展，多方位助力老百姓解决急盼难愁问题；以“人工智能+低空”为核心，深度服务“一带一路”数智基建；以及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平台，完成高精尖医疗、复杂勘探施工的任务，推动人文艺术与科技的前沿相结合等不同领域的深度探索和实践经验。

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产、学、研多方智慧，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与机遇，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亚洲数字生态贡献了前瞻性的思路与路径——不仅为亚洲各国在数字与智能转型领域的对话搭建了“桥梁”，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数字转型，智领未来；合作共赢，方能行稳致远。希望本届论坛能成为一个崭新的起点，在未来持续深化产学研联动，携手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亚洲在全球数字浪潮中把握先机、共创未来！